“我们太缺少丰沛、松弛的情感关系和家庭环境。比如说，影视作品里妈妈的形象能不能再多元一点。不要每个角色、每组家庭关系都那么紧张，然后我们的孩子只能一直退，退到一个人的生活里去。”毛尖说。“太多影视剧创作过于模式化，几乎每个凤凰男背后都有一个愚昧又自私的母亲怎么可能？”梁鸿说。“母职，不是女人的全部。”“四十多岁的女人怎么就完了？”毛尖呼吁：“要孩子健康，先让影视作品里的母亲松弛一些吧。”11月23日下午，一场题为“被‘悬置’的一代”的对谈酣畅淋漓，学者毛尖、作家梁鸿与纪录片导演周轶君三人，围绕梁鸿历时三年完成的新作《要有光》，展开了一场关于家庭、教育与时代精神的精彩对话。“这本书对我而言，是非常疗愈的”《要有光》将视角聚焦于那些因情绪问题而厌学、休学甚至抑郁的青少年及其家庭，书中记录了众多家庭的真实困境。虽然访谈调查了不少病例，梁鸿却说“这本书对我而言，是非常疗愈的”，因为她发现生命本身是极有韧性、极具力量的。“现在的问题是‘观念’的墙太沉重”，梁鸿说，“希望每个人都开始，做一米内的努力。”例如，“别人家的孩子”雅雅在升入高中后崩溃，母亲在面对其情绪问题时，却表现出灾难般的反应，“我大哭，妈妈比我哭得还厉害……她脸上生无可恋的绝望神情让我更加绝望。”而其父则采取爆发式的方式，甚至向女儿下跪磕头。“一些孩子已经严重抑郁，父母却还在关心他们第二天能不能上学、能不能去考试”，这种沉重而扭曲的爱，并非个例。梁鸿和周轶君都认为，没有百分百“父慈子孝”的完美家庭，“那样的家庭只出现在年画上”，所谓“完美家庭”离不开“影帝影后”级的表演。事实上，每个家庭都经历着创伤与破碎，但又同时怀着理解和爱。父母也是第一次当爸妈的懵懂小孩，是不完美的；而孩子就像近年来爆火的“Labubu”，九颗尖牙代表着自然的、带有野性的天性，被毛茸茸的软萌外壳包裹着，无从表达和释放。与大众的想象不同，孩子对父母反而怀揣着更多宽容和理解，并同时努力寻找着自洽和治愈的途径。关于现状：家庭成员的缺位和“空心病”在《要有光》中，精神科医生张殊在调查了无数案例后，做出一个判断：“很多时候，父母这一代才是‘空心病’人。”梁鸿对此深表认同，当许多父母的认知还停留在建构于“吃饱穿暖、有好工作”的基础上，而孩子已经开始思考“我为什么活着”的生命意义，此时父母的价值体系便显得无力应对，往往因此错过孩子的思考。“大人什么都走在孩子的面前，吃喝拉撒安排好、补习班安排好，只要你好好学习，根本没有给孩子形成自驱力的可能。”梁鸿说，“在这个意义上，我们没有给他提供爱、温暖、快乐，传递的全是焦虑，全是‘你一定要成功’——孩子不是‘空心病’，家长才是‘空心病’，而我们把这种‘空心病’传给了孩子。”在《要有光》的书写过程中，梁鸿发现了一个普遍现象——“父亲”的缺席。“我原来写到一半，突然发现好像父亲太少了，但在我的采访对象的叙述和生活里，父亲确实很少陪伴。”她分析道，传统的中国式家庭往往是权威型家庭，“父亲只为社会作贡献，却成为家里的陌生人——‘和自己的孩子不熟’，真实地发生在包括中国在内的很多东亚家庭中。”人们常常将孩子的问题简单归咎于母亲，“都是母亲在那瞎胡闹，都是母亲的错……从来没有想到，这后面有个缺席的父亲。”周轶君则从性别互动角度提供了更细致的观察，她指出，有时母亲也需要对笨拙的父亲多一点耐心和鼓励，更要小心别有意无意地“独霸”子女，因为父亲的参与对孩子的成长也十分重要。她呼吁，家庭内部需要建立更松弛、更合作的关系，而非相互指责。从每个人开始、从一米内开始的努力面对如此复杂交织的家庭教育困境与结构性社会问题，出路在哪里？梁鸿在书中将最初从孩子日记中看到的“别吹灭那光”，坚定地改名为《要有光》。这看似细微的改动，意味着从卑微的祈求转向主动的呼唤与行动。什么是这个时代需要的“光”？梁鸿认为，并非是找到一劳永逸的公共方案，因为普适的公共方案是不存在的，每个孩子、每个家庭都是具体的、独特的。真正的解决方案是开始思考、审视人与他人、人与世界、人与自己的关系。她描绘了理想中的“光”：“每个人各得其所，然后能够在这样的环境下相对精神稳定地生活和学习。”这意味着打破“唯成功论”的迷思，“比如说我是一个超市收银员，我就一定过得不如人，就一定是失败的吗？我当一个收银员同样可以非常开心，同时也非常受尊重，这样可能所谓的光自然都在了。”周轶君用充满诗意的语言总结了这种微小的、却充满力量的实践：“一米之内，每个人都努力去松一松土地。光，可以一点点漏进来。”《要有光》如同一份沉甸甸的时代诊断书，它没有提供简单的答案，但促使人们开始“严肃地探讨”，开始“一米内的努力”。在被“悬置”的青春与焦虑的父母之间，这道光，正期待从每一个家庭的自我审视与反思中，透入现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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